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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藤》诗刊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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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向街》走进格式

——一个内心行动者的伤痛与自省

林童

 

    我应该是组诗《单向街》最早的读者之一。

    20047月在福建,格式将他的新作《单向街》给我看,我的第一反应是:你怎么会写出这样的诗?先前,我也读过格式不少的诗,并曾在《中间代:自身凸现与多元并存的诗歌方式》中这样点评格式:“格式的诗更是以连小人物都算不上的人作为传达信息的对象,他叙述时的冷静简直令人吃惊,在这样冷静的文字后面却是格式对生活的清醒与不动声色的悲悯,让人感到生活的无可奈何,甚至荒诞,如《放学的孩子》、《干巴姜》等,有时我怀疑这是不是格式过于理性了。”在选材上,格式仍然以在现实生活可有可无而又无处不在的人物为对象,只不过在《单向街》中集中起来;在叙述上,由于格式把叙述者与作者及叙述对象的身份混合在一起,在冷静的背后却是更多的迷惘及伤痛;同时,依然理性的格式,却让理性之门洞开,不像他以前的诗,理性成为了诗人敞开心怀的羁绊,总觉得在他的诗中行走,有一种阻隔,这种机关很外在,明眼人一眼就看到了陷阱的存在,即有生硬之感。在《单向街》中,机关已隐藏起来,让人感觉到,随时就会因行走的不小心而触动机关,箭簇会像蝗虫般飞来,一箭就可以穿心毙命,走出去后,除了感动隐隐的心痛,却毫发无损。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也。

    原来,这与格式的生活密切相关。200310月,格式到北京帮安琪编《中间代诗全集》的时候,我和他只打了个招呼,后来的聚会因我有事没有参加,也就失去了与格式深谈的可能。我只知道,格式的夫人身体不好,但不好到怎样的程度,并不知道,更不会与他的诗歌写作联系起来。这一次,在福建的几天都与格式同居一室,然后游山玩水,直到河北衡水,才一个向山东德州,一个向北京。这才知道,格式夫人已病了几年,而且是绝症(现已去世,安息吧)。无论是对于格式的生活,还是写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格式的角色就很有意味了。在家里,他不仅仅是一个丈夫和一个父亲,对于妻子,形式上是丈夫,实际上是监护人和护理者,对于儿子,则是又当爹来又当娘。在单位,还原为王太勇的格式,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机关工作人员。在这种情况下,遇到开明的领导,即使不把你当作人才,至少不会干预你的写作;如果遇上没有文化素养的领导,不把你当作神经病,也会认为你不务正业,那麻烦就会随时随地光顾。这个时候,格式就必须忘记自己诗人或诗评家的角色,按部就班地上班下班。在平常生活中,除了文朋诗友,无论是乡亲,还是左邻右舍,恐怕大多也只会认识并承认王太勇,而不知格式为何物。在写作上,已经成名的格式,并不沾沾自喜,还在想如何继续前进。所有这些,格式都必须去平衡,不然,只要一个方面失重,都会让他喘不过气来,轻者心理失衡,重则神经崩溃。

    这样的压力,却让格式明白了什么叫人生!我所见到的格式,虽有伤痛,却达观、开朗、风趣。我称之为中年的睿智。在中国诗歌界,我们往往看到,一旦青春期写作结束之后,后继乏力者众多,尽管仍在写作,不论是数量,还是技巧,都比青春期写作多与高,但确实不再动人,成了无用的垃圾。中年不再是名词,而是形容词,即创造力枯竭和精神阳痿。假如用田径比赛来类比的话,短跑者众,或者说,许多人是用短跑的方式来跑马拉松,还没跑几公里,所有的力都用完了,要么退出比赛,要么也只是走下去了。格式常说,他最好的诗将在五十岁后写出。看他的神态,不像是故弄玄虚。看了《单向街》,我有理由相信,格式还会写出更厉害的诗。

    有一个问题让我感到疑惑,正好碰上与格式交流,我便问他:“如果从外表来看,你是典型的山东大汉,你说话做事,也给人一种大大咧咧的印象,为什么你的诗和诗评,往往却从细处着手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过格式的这个风格,或者注意到了没有与格式交流过。我俩最后的结论——归结为职业的影响。

    格式最初的工作,是妇产科医生。这种人命关天的职业,除了小心谨慎,还必须从最小的细节做起。手术的过程,虽然具有韵律和节奏,但血淋淋的事实,却来不得半点夸张和浪漫的遐想(瞎想)。即使格式后来到了报社和行政,所从事的工作也非常注重细节的。正是这一交流,我明白我自己诗歌与评论为什么会呈现出现在的状况?因为曾经有朋友问我,说我的评论提出了观点,却没有严格的论证。那些看似论据的东西,忽然又成了观点,却不再阐释。我注重文章气势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于巴蜀文化无意识的浸润,另一方面可能与我做过教师相关。所以,我的文章,形成了如是风格:作为论据的往往不是成形的材料,它在论证的过程中,又成为了新的论点,但又不是该篇文章所要论述的,做存而不论。好在我不搞纯学术的研究,只要能表达我的观点,管它逻辑严密与否!这是我和格式交流的收获。

    2004年度的柔刚诗歌奖,不能让格式独占鳌头的原因,我想与《单向街》的逻辑关系与抒情方式有很大的关联。

    这组诗由《偷窥者》、《自卑者》、《愤怒者》、《自闭者》、《背叛者》、《梦游者》和《修道院》组成。表面上看,《修道院》与前面的诗并没有什么关联,我开始读的时候,也感觉很奇怪:格式怎么会把它放在一起呢?而且在整体风格上,也显得很不和谐,难道仅仅因为他与张玉明的友谊?车过山东临清的时候,格式说:“林童,张玉明就住在那里。”然后我们开始讨论张的诗歌。后来我在网上与张交流我对他诗歌的看法时,却引得他愤愤然,并质问我:林童,你说实话,难道你不会因为你的诗被长期遮蔽而生气甚至愤怒吗?我回答他:要说遮蔽,你看看各种选本,我受遮蔽的程度比你更深,不平是有的,但我不会生气,更不会愤怒!因为我会反思自己,如果不是我的诗有问题,就是我的行动有问题。正是由于长期的遮蔽,我都有些习以为常了。但张不这样想,反认为我虚伪。再经思考,我想是基于如此理由:张映红已成为张诗中符号化的人物,格式同样在思考女性对于他人生与诗歌的关系: 

    张映红能不能做咱俩的牧师?

   

    当然,以格式的性格,多少也有玩笑的意味。但张玉明应该是一个严肃的人,他才会这样回答:

    德州畜牧业那么发达,养个把兽医还算个球

   

    我并不仅仅把这看作是张的不平之声,因为,在格式的意识里,或者说在他的话语系统中,德州具有双重经验和意义。一是指格式生活的山东德州,二是指美国的德克萨斯州,简称德州。由于这德州不是那德州,它们之间的差异,也与人们平常说中国与美国差不多。既然是在诗中表达,所以我更愿意将之看成是格式本人的心声。事实上,在所谓具有深厚传统的诗的泱泱之国,现在真是难以养活真正的诗人了。也就是说,诗人与格式诗中的这者那者,并不存在形式上的差异,都是生活中的可有可无的人。我所理解的“修道院”,并不是修养心灵和让灵魂找到皈依的宗教圣地,“修道院”就是管理修道路的机构:“要致富,先修路”。这是多么熟悉的啊!

    显然,无处不在的物,不但成为现实生活的主潮,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侵占了人的心灵空间。无论是作为代真理立言的诗人,还是芸芸众生,都不再是这个时代的主角。只有物,才是真正的主角。这并不是格式的解构或反讽,而是客观存在。

    从另一个角度看,正因为诗人不再是真理代言人的角色,他们也同样是现实生活中的“偷窥者”、“自卑者”、“愤怒者”、“自闭者”、“背叛者”和“梦游者”,所以,不要说已经官本位的“修道院”拯救不了他们,即使圣化的“修道院”也解决不了这个难题。

    我不认为这是格式对艾略特的批判,艾略特虽然看到西方世界满目“荒原”景象,但西方文化有强大的宗教作为背景,他才认为只有宗教能够让荒原重新成为人类的居所。中国本就宗教观念淡薄,在唯物主义的彻底清洗之后,早已变成了拜物教,真正地唯物是举了。被现实生活搞得精疲力竭的格式,对现实生活有着清醒头脑的格式,正是这过分的清醒,才让格式如此绝望。

    如此说来,这首《修道院》并非强行进入,而是这组诗的有机组成。但格式的深意,由于缺乏外在逻辑的串联,被人误解,再正常不过了。

    如果说这是因逻辑关系而被误解的话,那么在抒情方式上,格式的确留下了让人非议的把柄。因为作为这一组诗的链接,靠的就是各首诗的第一句,即“在罗南街,我住了一年零一天”,“在勤奋街,我住了一年零一天”,“在建设街,我住了一年零一天”,“在和平街,我住了一年零一天”,“在吕家街,我住了一年零一天”,“在车站街,我住了一年零一天”。不管格式的这组诗有何佳妙,但读者开始的反应,很容易就联想到侯马的组诗《九三年》,它是靠“九三年/我在前门当警察”来结构全诗的。虽然二者都写的是现实题材,但侯马诗的指向非常明白,自传性很强;格式的诗中的人物却相互混同,相互纠缠,理解起来要费劲得多。读格式的诗,读者很容易将自己与诗中的人物混淆身份,不仅感受到诗人的伤痛,也感受到诗中之人的伤痛,同时也将感受到自己的伤痛。我的这种体会,可以用格式的诗来证明:“我仔细看了看她的化验单/验的确实是她的血,证实的却是我的判断”。

    这正是我迟迟没有写出这组诗的评论的缘故,因为我在反复验证,反复寻找进入的角度,最后放弃了将评论者隐身,直接从文本进入的做法,只好采取这种叙评结合的方式。一是基于我对格式非常熟悉,加上这组诗的特性,作者的生活干扰了我直接分析文本的契机,只好将作者与诗结合起来分析;二是直接分析文本的文章,虽然我还没有读到,但肯定有人做了或正在做。

    从精神气质的承继性来看,我觉得格式的这组诗与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更为相近。他们都受现实生活的影响很深。波特莱尔第一个美学发现是忧郁之美,基于他对世界的绝望;格式表达的是混乱之美,乃是因为他对现实的无可奈何。波德莱尔的诗中充满了“亡魂”、“死气”、“病猫”、“幽灵”、“老妇”等形象;格式的诗的形象,就是他标题所显示的,并充满着“暴力”。波德莱尔说:“18世纪流行着虚伪的道德观,由此产生的美的概念也是虚假的。当时人们以为在自然中看到的,是一切善和可能善的基础、根源与原型。其实,否定原始罪恶的存在,是一个十分错误的伦理观,而他们却对此视而不见,所以18世纪是一个普遍盲目的时代。”于是他宣告:“做一个大诗人,却不是做拉马丁,也不做雨果,也不是做缪塞。”虽然这几个人也称得上恶魔,但他才是真正的恶魔,他戳穿了人是万物灵长的谎言,撕毁了人的崇高的面具,我们看到的是令人恐怖的幽灵。波德莱尔的行动是反抗,并且在现实生活中也如此。格式没有这样的野心,他最多带了水泊梁山的匪气,却时时受孔孟之道的劝归——齐鲁大地既出土匪,也出圣贤——他更多是自省,是一个内心的行动者。

 

200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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