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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藤》诗刊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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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外写作与写作的有效性
沈 奇


 

    自古文学写作,本就是个人之事,只是到了20世纪下半,国人非得将这种个体劳作和国家体制挂起钩来,方有了后来所谓中国特色的文学尴尬,即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种不同的写作机制和文学道路。几十年自今,许多有关文学艺术创作的论争,无不与此有关。如今,将体制外写作作为一个严肃话题公开提出并予以讨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既有思想史的意义,又有文学史的意义。
    其实大家都明白,这个结早就该解了。在当代中国的具体文学写作现实中,体制外写作早已成气候,所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绵延二十多年的大陆现代主义诗潮,便是体制外写作的集中表现,尽管其中也有许多差异。记得两年前,我在一则日记中写下过这样一句话:在体制或时尚的网路上,诗,永远是一只失效的鼠标。这里的诗,不单指写诗,更多地指向诗性生命意识,套句老话,即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这句话,当时也只是顺手划过,现在翻出来与体制外写作挂钩来细琢磨,觉得颇有意思。首先,我发现我无意间将时尚与体制挂靠在一起,将其并轨为同一网络,是无意中触及到了有关体制的外延问题。体制不单是意识形态化的。体制无所不在,时尚、风尚、市场经济等,都可能转化为一种体制。我在《诗刊.下半月刊》组织的新诗标准讨论笔谈中,就指出:这是个惟时尚是问的时代,看似个性张扬,实是无性仿生。而诗是最忌时尚的诗的本质在于跳脱公共话语的驯化,重返生命本真,时尚正是商业时代公共话语的最大制造者。这里并非避重就轻,而确实就是感到时尚已成为当下诗歌写作为害最烈的东西。这种对个性的抹杀,对本真言说的驯化,本质上就是体制性的,话语体制或叫着体制性话语。当然,比起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它显得比较隐蔽一些,不那么明目张胆、咄咄逼人,但也因此更危险。由此可否认为,体制有显性体制与隐性体制之分,就前者而言,所谓体制内写作及体制文学,可能只是一些个别现象,尤其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表现得特别突出。就后者而言,恐怕就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现象了,更值得
警惕。从这一思考出发,我赞同广义的体制的说法,即体制外写作必须是从所有的体制化角色中撤出,只以本真自我为基点的,甚至要警惕连体制外写作也可能演化为一种姿态、一种时尚,进而成为一种新的体制。由体制(不论何种体制)去定义个人,而不是由个人去定义体制,一直是我们的老传统,是我们难以排拒的文化基因。这种可称之为体制合作主义的东西,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文化潜意识,是以无时不刻总想往体制上靠,既安全,又保证了功名,很难一下子消除。市场经济的推行,局部消解了一些旧有的人生依附关系,但对于依附成习惯的中国文化人,是否又会自觉地去依附别的什么庞然大物,譬如变体制人格为时尚人格,以及其他等等,恐怕一时难以完全排除。因此,对体制内写作或体制文学的反省,必须是全面的反省,不能仅局限于某一范畴。否则,当寄植于其中的某一范畴之体制转型之后,是否就不存在体制外写作的逻辑对应关系了呢?再者,个人的自由思想与艺术追求,是个不断展开的过程,特别是诗人、作家与艺术家,他们是永远的游牧民族,因而,体制外写作的提出,就应基于对所有体制化人格的退出,而不是仅针对某种体制而言。君子不器,不得是所有的器,而非一时一地之器,由此才能进入一种自觉的体制外写作,避免其仅成为一种姿态,或转化成别的什么。
    这就要说到写作的有效性问题。
    文学写作与艺术创造,本质上是个人性的,非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难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登堂入室。这个堂是艺术殿堂,这个室是思想秘室。也就是说,真正的文学艺术,是个人担当精神和超越气质的结晶,是其生命激情与艺术灵感的个人性产物。尽管这种个人性不免要受到世道人心、时代风尚等文化语境的影响,但具体到运思及落于文本的过程,应是完全独立的,自由自在的,以个人的真情实感为基点的。由此生成的文学艺术,也才谈得上是现代人之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获救之舌。文学艺术的本质功用,在于解放性灵,重返本真,以跳脱各种体制性话语的拘押与驯化,免于成为类的平均数。让世界听到每一颗心灵的声音,人类才会变得真实而年轻。从这一点来看,所谓体制内写作或体制文学,实际上是一种失效的写作或失效的文学,因为它反其道而行之,背离文学艺术的本质属性,成为体制化人格的工具,与体制性话语共谋,来化掉本应重新找回和确立的个人之独立与自由。百年中国新文学、新文艺,回头审视,自会发现:凡是体制内写作占主导的时代,必然是艺术匮乏、文学失效的时代。而一旦体制外写作得以恢复、得以崛起,文学艺术也必得以复兴,且得以回返本质在性,成为有效的写作。对此,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将中国新诗最有效写作部分划分为三大板块,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诗拓荒期为第一板块,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台湾现代诗勃兴为第二板块,七十年代末崛起,横贯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大陆现代主义诗潮为第三板块。并由此指出,追索这三大板块形成的根本原因,无非是自由创作,同仁刊物这八个字。当时就有人认为我这是危言耸听,其实也只是指认了一个历史事实而已,谈不上半点危言。事实是,即或还有陈旧的语文教材仍在那坚持着陈旧的诗歌教育,但在真正的诗歌阅读(包括大众与小众、欣赏性阅读与研究性阅读)那里,几乎所有体制内写作的诗歌,那些徒有诗型而无诗性的应景之作,都早已烟消云散,不复为人们记取,是谓无效的写作。这种写作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是失却主体人格支撑的一种寄生性写作。寄生必然依附,或有别的依附可替代,便转投他图,而一旦所依附的寄主不复存在,寄生者也自然不复存在而随之失效。
    同理可知,所谓体制外写作,最终也还是要归结为有效的写作这一点上来。体制外写作由于其发生学上的合理性,为写作的有效性提供了可能,但决不是保证。它有有效的属性,但属性的实现又是另一回事。这样说的意思是想提醒:体制外写作不是一种身份,甚至不是一种写作立场,好像立场和身份转换了,写作就有效了。而且,落于身份与立场的认知,也容易落入二元张力的陷阱,或可一时发奋,终难持久发展。如前所言,体制人格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潜意识,不是换一个身份与立场就可以解决的。体制外写作更多应强调的,是一种孤绝的精神气质,方能保证写者对艺术的真诚和对思想的虔敬,进而保证写作的起码的品质即其有效性。当然,真正的有效,思想和艺术的双重有效,精神和气质之外,还有赖写者的才具之高低。诗关别材,道成肉身,真实的言说与言说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之间,还有一段过程,不过,那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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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modified: 08/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