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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藤》诗刊第期(2006年12)

 

重新找回诗歌的本初位置

兼对提出新诗的二次革命的质疑

 

庄伟杰

 

有人说,诗歌越来越步入虚幻玄空的氛围;有人说,诗歌已彻底地走向边缘化了;有人说,诗歌只是到语言为止;有人说,沉入谷底的诗歌正在起死回生无论人们怎样描述,诗歌的地球照样在旋转,不管是自转或公转。一言以蔽之,诗歌总是以自身的特点和运作方式在行动着,而且似有愈演愈热的势头,不论诗歌民刊在当下华文诗坛已占据半壁江山、各种诗歌刊物呈现出一片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景象,也不说网络诗歌的随意性滋长已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方式出笼,等等。君不见,甲申风暴:21世纪中国诗歌大展似乎已为当下诗歌的重新起飞点燃了礼炮,大有让诗歌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的态势,对此,我们可以肯定,在一个诗的国度里,即使我们可能暂处于一个非诗化时代(海德格尔语),整个社会正不可避免地从传统自然经济向现代工商经济转型,然而,在这样艰难的现代化进程中,是我们和我们的心活着,然后才是诗歌活着。这是一股巨大的精神流,仿如江河奔涌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展开

诗歌的趋势与动向表明其本身是一个动态式的发展过程,哪怕艰辛而痛苦,却因此而涂上了几许美丽的色彩。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事实。那么,面对网络图像的沸沸扬扬,在全球化的时代,21世纪的华文诗歌将扮演什么角色呢?又将以何种活法自由地旋转呢?这无疑是最为值得诗学界关注的焦点。尽管前段时间曾引发过一场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的论争,近来又有人抛出新诗的二次革命之论调。其实,从本质上说,新诗乃是一种充满着悖论的诗学。新诗在演变和发展的进程中並不妨碍我们对于传统的理解或继承,因为传统只是相对而言的,从来就没有绝对或一成不变的传统,因此,对有无传统的歧义,实际上只是对于传统的概念应如何界定的一种话语谱系罢了,它并没有真正地触及到新诗写作的要害部位,或许这种论争在某种程度上对当代诗歌和诗学的认识和发展多少起到些许思考的余地。而新诗的二次革命论,其用意固然可爱,旨在摆脱新诗当前的困境,促进新诗的再次复兴,但归根到底是一句口号,只能说是为新诗的发展前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而且谁能肯定这次革命最后不可能革到自己(新诗)的头上来呢?不错,在后现代的信息图像交织的年头,许多人可能忙于抛出知识分子、民间诗歌、口语诗、下半身等等的或无关宏旨或聊胜于无或带功利性或明显炒作的主张,未能对新诗的本体建设或应有的秩序规范加以探究和完善,然而,由此而忧虑起新诗会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就纯属子虚乌有了。即使新诗的地位比以往更加尴尬,或被大众文化的消费浪潮所覆盖,不再与时代息息相关了,然而,各种各样诗歌的产生,无论个人或群体、主流或民间、先锋或现代,都证明是一种在场、是一种活法,面对特定的时代只有用特定的心态或理性的眼光,去获得内心失去或向往已久的平和与自由,如是,才能走出迷宫和陷阱,从诗歌和诗学的本质切入,真正寻找并窥见到当代华文诗歌的症结之所在,从而彻悟洞穿诗歌在当下的真实内涵,为21世纪华文新诗的发展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能够真正重铸汉语诗性光芒的理想通道。

传说曾经有人向一位犹太教的拉比询问,为什么从前的人能听到上帝的声音,而现在的人却听不到了?那位拉比这样回答着:因为现在再也没有人能把腰弯得那么低了。乍读之际,可能觉得此话有点玄,细想之余却颇受启迪。是的,只有伏下身子,回到原初,才能倾听到天籁之声。由是,笔者顿生无尽的感慨,不揣浅陋,拟就21世纪的华文诗歌略陈一孔之见,并就教于诸方家。

首先,我们发现,21世纪华文诗歌发展的关键应该是让诗歌重新找回本初的位置或者生长的质素,并重新确立诗歌与世界的关系,如是方能实现诗歌体式的创新。当我们为华文诗歌的现状把脉时,这样表明,与其说是希望和期待,不如说是呼吁或反思。当然,这并非是主张回到以前的文学革命或革命文学,也非是要进行所谓的新诗的二次革命,而是期望和呼唤着诗歌能够回到对人生境况和生命本源的思索,重建诗歌的人文精神。虽然华文新诗的自足性和地域性天然地造成其呈现多样性、多元化的特点,在日趋全球化的今天尤为弥足珍贵。因此,深入当代,寻求共同的人性支柱,倾心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自我的生命中最大限度地包容人生与社会的图景,显得多么重要。诚如曾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大师加缪通过其作品的主人公问道:我如何才能在毫无意义的宇宙中找到富有意义的存在?那时他是受到虚无主义的影响,之后,当他转向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关心,他问说:我们怎样才能减少这个世界的痛苦和非正义?加缪之所以是加缪,就在于他后期特别关怀人类所遭遇的苦难,有力地反抗虚无,体现了作为一个现代人的艺术良知。对于当下的华文新诗写作者来说,如果能真正地弯下腰来,回到原初,俯视大地,重新对人性人情的关注,那么,重铸华文诗歌的力量和诗人的人格辉光将成为可能。

其次,提倡原创性写作,乃是诗歌发展的根本。如果说诗是语言的艺术,那么原创意识则是诗的生命力之所在。那些被人们尊称为大师的诗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总是以犀利的目光和敏锐的思维对繁杂的社会生活现象进行鉴别、梳理和筛选,这种富有创造性的艺术活动,使他们的作品映现出超越自我又超越历史的人文价值追求。这些都是以原创意识紧密相关的,并始终贯穿在艺术创造的各个环节和领域当中。

原创或原创性,是近年来学术界使用频繁的词或概念,它应是泛指最初的、首当其冲的、第一次的,即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和艺术才能。对于诗歌写作而言,任何缺乏创意的作品只能流于平庸,并将失去作品的艺术光彩。中外古今,文学艺术作品的原创性及其体现出来的原创力,素来备受推崇。古人云:文贵创新。而在秘鲁的古语里,诗人与发明家是同一个词:hamarec。在意大利诗人塔索的心目中,没有人配受创造者的称号,唯有上帝和诗人。由是可见,诗不仅是一种带有创造性的书写技艺,而且在创作中所体现的原创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再者,寻找文化的源头和诗歌的支撑点,是诗歌拥有活力的源泉。针对当下新诗的写作现状,如果说那些长于借鉴、模仿或作秀的构思和文本,或者老受他人影响,搬弄现成的话语的做法是生活和学养贫乏虚空的表现,那么手法模式陈旧,思维已成定势,不断克隆自己和重复自己乃是生命力枯竭的结果。著名作家白先勇曾说:我们需要新的五四运动,需要重新发掘、重新亲近我们的文化传统。(香港《明报月刊》19995月号)此话一语破的。而他所提倡的欧式文化复兴更是颇具启示意义。因为找回自己文化的源头,才能找到当代华文诗歌的支撑点。也许港台、东南亚和海外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相对而言较少有五四传统的包袱,但被文学革命洗礼过的中国文学(诗歌)则应更多地寻回五四以前的汉语写作传统。譬如文学大家余光中的写作,虽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而后回归古典中国,其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染之深可见一斑,他的诗和散文,以独创性见长,充满新颖的语词和变幻奇巧的句法,堪称开创一代新文风,其心智之高远、性情之淡泊、气度之雍容,既有散发人性魅力和永恒对磊的英气,又在作品中流动着浓郁深沉的东方神韵,可以说自觉而巧妙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的精华。又如,深受曹雪芹《红楼梦》熏陶的张爱玲和白先勇的汉语写作都是出类拔萃的。朦胧派诗人代表舒婷的诗歌更表现了在立足传统文化根基兼及借鉴西方文化资源的相互交融中,展示了汉语写作特异的魅力,她的诗歌是用纯粹而迷人的汉语言支撑起来的审美世界。著名学者刘再复对此深有感触:文学不可革命,文学乃是艰苦复杂充分个体化的精神性创造活动,而不是颠覆性的革命运动(香港《明报月刊》19995月号)因此,提出新诗的二次革命是不足取的。因为文学的延展性总是无法离开或摆脱前人文学创造历史的成果和经验。基于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表明:21世纪的华文诗歌只有与中国文化源流建立紧密的关系,才能产生具有当代意识和自身话语体系的华文诗歌,才能不致于失去其艺术生命力的源泉,才能促进和推动华文诗歌的真正复兴。

此外,善于並自觉能动地把本土性与世界性互为结合,这是全球化多元语境中华文诗歌走向世界的标志。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正带来了文化上的全球化现象,似乎隐约地提示我们,全球化的现象决非孤立存在的,其所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不可能不受到文化本土化势力的抵制,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话和互动作用。因此,华文诗歌应立足于本土化的特质,但所谓本土化并非是主张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意识,而是要在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世界大格局中,既保持自己的语言特征,建构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又保持自身的差异性,借重各个民族和地方特有的人文资源和历史记忆来思考现代文明及其潜伏的内在危机,以便达到与整个人类心灵相通的境地。只有在民族意识中注入世界意识,在文化交融中实现自身的超越,才能具备和拥有世界最先进的审美潮流和发展方向。

至此,我们看到,探讨21世纪华文诗歌的真正出路和发展趋势,并非简单的对有无传统的论争,更非是一个革命的口号所能说明,也非是打着大大小小的各种旗号所能承担,诗歌的发展历史是充满悖论的、同样也充满着和谐,只有整合各种有利因素和力量,让诗歌在对现实介入的同时,走在永远的路上,重新寻回诗歌的本初位置,确立诗歌难度或风险写作中真实的文本价值,並在寻找文化源流和自身支撑点的坐标轴上,对原创性和自我创造力加以呼唤。如是,华文诗歌一旦找到共同的人性基点和文化切点,便能产生巨大的力量和效应,便能大大方方地手持诗歌入场券自由地出入于世界文学艺术殿堂。

 

『作者简介』庄伟杰,闽南人,旅澳诗人作家、书法艺术家、文学博士。1989年底赴澳洲留学,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国立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教授,担任国际华文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澳洲华文诗人笔会会长。出版个人专著有诗集、散文集、散文诗集、评论集、书法集等10多部,主编各种著作30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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